澳洲签证在哪办？
中、西、南太平洋上，有土著人居住的大陆有两块。他们来自同一个祖先，但分别居住在澳、新两大陆上。1788年，一个欧洲民族意外地发现了澳大利亚；1789年，另一个欧洲民族到达新西兰。虽然相距不过400公里，但这两个大陆上的土著人后来却被分开研究，分别归属澳大利亚联邦和新西兰王国。
1642年，荷兰航海家发现澳大利亚。这个岛屿因身处“恐怖三角”之内，被航海家称为“幽灵岛”。1770年4月，英国私人公司“东方发现”公司的琼斯船长在太平洋上遇到了一批澳大利亚人，并第一次听到了澳大利亚的名字。1776年和1817年，乌库克岛屿和坎尔坤岛屿也被欧洲人“发现”。1823年，库克船长完成了对澳大利亚的首次全面调查。
此时的澳大利亚，人迹罕至，动植物丰富多彩，从未受到任何殖民侵略。1836年，来自英格兰昆布兰阶层的移民，在澳大利亚建立了第一个欧洲人聚居地。1876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委派威廉·克拉伦斯公爵为其总督，统一了澳大利亚各州。
1793年，一个英国清教徒船队发现了新西兰。但英国官方并没对此岛感兴趣，只有一些渔民和走私贩子经常光顾此地，1820年以后，大量欧洲移民来到新西兰。1840年，新西兰南北岛正式归入英国君主统治之下。和澳大利亚一样，新西兰也是南太平洋上从未受到欧洲殖民者侵略的独立土地。
在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欧洲启蒙运动中，生物学、人类学已经成为显学，作为人文领域最新学术的种族理论也席卷西方。这时候，人们刚刚认识非洲和美洲，最遥远的亚洲和澳大利亚还犹如天上仙宫，茫茫一片未知世界。在所谓“文明的”欧洲，学者和学者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讨论和辩论此起彼伏。人们被层出不穷的问题和纷繁复杂的论争所困扰，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种种奥秘的求索激励着人们去拓宽认识视野，寻求解决一切理论困境的“科学”答案。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已经认识到人文科学中的“进步”，“理性的”知识体系和“合理的”历史发展乃一切文明之由来，人的心智通过归纳和追溯手段，可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因果”关联。于是有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到培根的《新工具》那种探究万物本质的志趣；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种理性的自信；有莱布尼兹从“单子论”出发建立“世界灵魂”的抱负；还有康德的“绝对理性”和“纯粹理性”的幻想；更有“从希腊到罗马”、“从希腊到以色列”的追问，还有从拉丁到法语、再到英语的迁徙———所有这一切，都推动着对于大自然的探究和对于人类自身来龙的追溯，成为那个时代欧洲人所特有的价值观。
与此同时，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和19世纪初拿破仑征战带来的野蛮破坏也深深地影响着欧洲各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人们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向往和对“理性、科学与真理”的追求，和对盲目和愚昧的反抗，启发着人们的思维、鼓舞着人们的斗志，激励着人们去探求未知的神奇和奥秘。那种对于人如何摆脱动物本性而进入文明、文化如何战胜野蛮和教化粗鲁的“进步史”的观念，对于任何“理性的”社会结构、“正义的”生活状态都深信不疑。这些观念深深地影响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生物人类学和种族理论。但是，生物人类学家们从自然的物种性——物种的演化过程和文明的物种性——文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探讨的个体的人如何被“构成”、人又如何被“组成”的问题，却是一个在19世纪欧洲从未得到解决的哲学困惑。作为19世纪欧洲生物人种学先驱的黑累里于1864年还在感慨：对人的“自然史”尚且没有开启，而“文化史”又从何谈起呢？
虽然19世纪的生物人类学和种族理论未能解决18世纪遗留的哲学难题，但种族多样性的“发现”却为文明人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然而，就总体而言，19世纪以前的所谓人种分类工作乃是一种“形态人种学”。它不仅把形态特征作为种族划分的依据，而且在众多形态特征当中，更看重由形体构造所表现出的人种遗传基因的“不变性”。从人种和民族的多元性来讲，这种形态人种学虽然从现象层面上揭示了人种差异的现实存在，但它所代表的生物学类型并不能充分反映“人”的精神文化特性。直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生理学家和医生高尔顿才开始“科学”的人种分类工作。他认为，形体特征和人种的差异是遗传变异的结果，是遗传基因在作用，形体差异有程度不同之分，而人种分类标准应该体现人类文化的进步程度，即高度文明人种应当是那些最“像人”的人。
19世纪未欧洲生物人种学的全新进展促进了德国民族主义对于德国统一和振兴的特殊情怀。1899年在莱茵福斯(Rheinfels)召开的德国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会议通过了《共同的人性》宣言，号召把人性理论作为所有人类科学的基础。按照这种新的人性哲学，人无论其种族、肤色和文明程度如何，都应当平等相待；但同时又认为，不同种族的人各有其独特的自然本性(Beschaffenheit)。这种“共同人性”观和“种族自然本性”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欧洲各国民族主义运动和反纳粹主义思潮所抛弃。20世纪欧洲的文化一心理人种学和人性观念也受到了20年代以来美国文化人类学复兴传统的影响。美国现代文化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爱德华·阿尔比克认为，对于“人”的本质和“人性”的研究应当侧重于“文化模式”或日“生活方式”。在这种发展观中，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人创造了文化，人依存于文化。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具有思考与行为的能力――智力与文明。1950年洛杉矶“世界人种学大会”宣言提出了“人种革命”口号，宣布人种分类只具有“文化参考”意义，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已经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人种的“科学”分类只具有“事实”意义，种族并无“自然”差异，在智力上人人平等。按照这种新的“人种概念”，当代的欧洲早已超越了古代对于人种差异的“认知”，欧洲诸民族之间的差异只具有“文化”或日“文明形态”的意义。